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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罗森宛恩,本文的宗旨是勘察西方历史里的情感史学史

日期:2021-02-23 15:07:21 来源:互联网 编辑:小狐 阅读人数:421

作为一个中世纪学者,我理应考虑历史中的诸多情感。虑的不是情感本身:过去的人就如现在,会表达欢喜、忧虑、愤怒、恐惧以及其他情绪;这些情绪从古至今都有很多涵义;它们影响其他人,同时也反过来被人操纵。中世纪学者及所有想求真的历史学家必须考虑的是:历史学家该如何处理历史中的诸多情感。本文的宗旨是勘察西方历史里的情感史学史,为这个课题提出一些带新意的想法。

也许有人会反对,总的来说,历史学家根本不曾探讨情感问题。尽管许多人,比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早在1941年时就为此呼吁过,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回避这个问题。的确,他们凭什么要为此论著?作为一个学术分支,历史学最早研究政治的变 迁。尽管社会史和文化史已经开展了有一代之久, 但历史研究仍然专注硬邦邦的、理性的东西。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情感是无关重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费弗尔在1941年呼吁感情史时,与其说是在批判历史对政治方面的过度聚焦,不如说他是意识到,如带给一个人的内在冲击:政治本身是不理性的,是包括感性的。让我们暂时考虑一下情感的理性特质。1940年,甚至直到1960年间 – 所有人都默认情感是不理智的。费弗尔认为研究情感很重要,因为“情感生活总是充斥着知识分子的生活…你可能会说:仇恨的历史,恐惧的历史,残酷的历史,爱的历史; 不要再拿这些拉闲散闷的东西来打扰我们了。但是这拉闲散闷的话题…可能到明天就是斗转星移,大浪淘沙。”注意费弗尔句中唤起的是哪种情感:仇恨、恐惧和爱。他认为所有的“非理性”问题相契合所以他也加上了残酷的一面。他所呼唤的是我们称之为“黑暗面”的历史 —仇恨、恐惧、残酷。其实反倒是“爱”在其中是格格不入的。费弗尔包括了爱,因为它往往可以变质成激情和欲望。

为何在费弗尔的想象中,历史中可怖的情感竟可抵挡统治的噩梦?他的解释是“历史的思想与历史的制度…类型的课题,历史学家如果没有由衷地对 “心理学”感兴趣,他们既无法理解,也无法让他人理解。”此时,费弗尔的好友亨利·瓦龙Henri Wallon刚发表了一篇关于《法语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qaise的文章,受瓦龙的心理学理论启发,费弗尔主张情感实际是令人们相聚的第一基础。可是它们也是原始本能的。在情绪创造的基础性理论之上,建立了人类文明的语言、思想和制度,情感却依旧超然于所属文化。于费弗尔,无论文明生活对情感的存在有多么重要,情感并不属于它的一部分。

费弗尔的思想对那小部分研究情感史的历史学家至关重要,他们通常将他喻作荒原中大声呼喊的先知,那个眼光超前,追随者却寥寥无几的人。我的观点却恰恰相反,费弗尔只不过是在跟随其他人的脚步,使得他带领历史学家们走上了歪路。更准确点,他是在跟随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这点往往令人意外,因为费弗尔的文章表面上似乎在抨击赫伊津哈的观点。1919年,荷兰语版本的《中世纪的秋天》中(费弗尔读的是1932年的法语译本) ,赫伊津哈讲述了中世纪情感生活中孩子气的本质。他第一章的开头既宣布了这个主题:

生活的激情对五百年前的古人而言,历史事件的轮廓比现在看上去要清晰得多。对他们而言,欢乐与悲痛、好运和厄运似乎比今人感觉到的更加分明。每一种经历都更加直接和绝对,人们对悲欢的感觉很像是儿童的感觉。每一件事情、每一次的行为举止都是用给定而明确的形式界定的,都符合组织严密、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该有的庄重精神。由于教的圣事,人生的大事比如生老病死都沐浴在神秘的光辉之中。不过,即使是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比如出行、劳作和探亲访友也必然在祝福、仪式、格言和惯例的环境里发生。

费弗尔在的恐怖背景下读到这些话时,他是反对它的,不过并不是因为他觉得称中世纪像孩童不对,而是因为,在他看来,赫伊津哈应该指出情感总是 暴力的、不断变化和浮夸的。然而在费弗尔看来,某些时代比其他时代更擅长抑制激情。历史学家的工作则是鉴别这些时期,并解释它们怎样以及为什么有用。费弗尔是在呼吁道德历史,一种可解释主义的历史,同时也能揭示建立更加理性秩序时的原则。他是在古为今用,伪装历史,呼吁公共政策。

“情感学”emotionology)是斯特恩斯夫妇所创造的术语,意指 “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中的标志性的群体对基本的情绪,和合理的表达方式的态度或标准,以及机构反映和鼓励人类行为中这些标准的种种方式。”它的重点不在于人们什么感觉或他们如何呈现情感,而在于人们对种种行为是怎样看待,比如:公共空间大哭、生气、或者怒形于色。它假设人们怎样理解情感将会成为他们最真实的感受。斯特恩斯夫妇在此敏锐地取用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些社会学理论。比如说,社会学家阿莉 · 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认为,社会可以也的确在控制情绪及其表达,那些“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或“情感规则”emotion rules)本质是告诉人们如何感受,以及如何表达那些完全由社会指定的情感。霍克希尔德主张,空姐们在培训学校学到的不仅是要微笑,而是当旅客对她们大喊大叫时,她们依然需要保持如沐春风的感觉。她管其叫做“心情”managed heart)斯特恩斯夫妇则想观察过往的心情。

但事实证明,这段历史非常地浅显。那又该如何获取社会的“情感标准”emotion standards呢?斯特恩斯夫妇的回答是:从畅销的人生指南中看起。问题是,这些资料必须是非精英类的才能被算作情感学的一部分。比如在斯特恩斯夫妇的《愤怒》一书中,他们特意规避“上流文化类资料”他们的重点是那些 “普通人”但在现实中其实是指中产阶级群体。那么现代的人生指南畅销前情感学是否又存在?答案是否定的。斯特恩斯夫妇明确将宫廷爱情文学排除在情感学之外,因为“简而言之,它并未深入到流行文化或制度中,不能算作真正的情感学”可如果宫廷爱情文学用白话文写成,由南部的游吟诗人和其他地方的诗人口头吟唱,也能被单纯地视为“思想史”那么近代以前的任何东西几乎都不能被视为真正的情感学。

这也是为何彼得 · 斯特恩斯读让 · 德鲁默(Jean Delumeau)的《罪与恐惧》Sin and Fear)时,写了一篇书评批评它: “上层历史最吊诡之处是:教传教士能自发地鼓动或玩弄死亡的恐惧这一事实,尽管他们的成功程度仍然奇怪地让人难以捉摸,却可以说给这项研究带来重要的新文献。” 而且“普通人数相对较少。”最后,他尖锐的指出:“研究结果并没有完全摆脱思想史的局限。”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很多人批评德卢莫的观点,但事实是,没有一个中世纪或前现代主义者可以找到那种可被斯特恩斯夫妇称之为“真正的情感学”的材料,因为情感学的定义源于现代时期,那时中产阶级的指南手册才刚刚开始出现。

愤怒里名为“前现代愤怒情感学”Premodern Emotionology toward Anger的一小节并不是关于“情感学”的;它是情感学的缺失。斯特恩斯夫妇在谈到赫伊津哈时称,前现代时期的标准“不如现代时期准确” 以前“暴怒”能以更“坦率而公开”的方式表达,比现代时期容忍度更大。显而易见,当时并没有“基本的情绪控制”他们继续道:“在公共场合发脾气,频繁的哭泣和欢乐的喧闹,这在前现代社会比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更为常见。按照现代标准,成年人在很多方面都像孩子一样爱发脾气,这也解释了他们如此乐意与孩子玩游戏的原因之一。”

广泛忽略十八世纪中之前的时期恰好缩小了情感学家的研究范围。在《愤怒》一书中,斯特恩斯夫妇在情感学史里划分了三个时期:大约1750年至1850年的百年时间引入无愤怒家庭的理想; 1850年至1920年时上世纪的价值观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使得“美国人对愤怒的心态是最矛盾的时期”1920年左右至今曾经且依然显示对愤怒的普遍谴责,而唯一的出气口却讽刺地成为了家庭本身。

情感学史中,周期性的变化亦有三个层面:“1800年前后的几十年有一次转变,1920年左右又出现了一次。”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时间范围。情感学被吹捧成“能更了解历史里的情感运动”的“推动因素”实际上它只是促进了那个创造情感学的时期。因为从那时起(在斯特恩斯夫妇看来)人们的情感生活不再孩子气和暴力,而是开始受到约束。

诺贝特 ·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及其学生的著作,有力地支撑了前现代时期斯特恩斯/赫伊津哈所描绘的前现代印象。《文明的进程》是埃利亚斯逃离沦为难民后,在英国用德语著成的,1939年首次出版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是1968年的再版,并在70年代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后,它成为了一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埃利亚斯以弗洛伊德的视角来看赫伊津哈所谓孩子气的中世纪:

中世纪的人们粗野,残忍,动辄冲动,受当时情绪的主宰,所为不计后果。他们无法迫使自己进行自我强制;由于其局限性而无法培养出一种称之为严格而稳定的超我,培养出一种将异己强制与外界依赖转变为自我强制的能力。

埃利亚斯所指的“人们”是贵族、以及习惯于血腥与掠夺的男性。如果没有政权来管控他们,他们会随心所欲根据本能行动。唯一例外之地是伟大领主的宫廷里(这里埃利亚斯想到的是12世纪以后) ,“在拘束的宫廷圈子里,受到淑女在场的无上鼓舞,更和平的处事方式成为一个义务。” “文明化进程”始于那些在宫廷里款待、和教导人民的男性侍臣们的心理。“克制”与“放弃”导致了“驱力的转变” 后被高贵淑女的爱所安抚。

然而,只有在现代专制主义政权的法庭上,这种新的行为方式和情感风格才成为必须且普遍的。相比“淑女”是政权更加明确地结束了武士-的统治。它垄断了税收和军队这两大权力的支柱。它支配着许多复杂的社会机构。为了参与这个包罗万象的结构,人们被迫“协调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包括情感表达)”事实上,即使没有国家,逐渐增强的社会协调机制、相互依存和规章准则也会要求自我约束。

埃利亚斯的想法很有吸引力。该想法为改变留出了空间,并且解释。此外,它欢迎情感学和其他学课对束缚的探索,所有这些都是文明进程的一部分。拿着埃利亚斯当令箭,这篇文章试图指出,历史学家所构建的情感的“宏大叙事”正是问题所在。

简而言之,它的叙事是这样的:西方历史是日益克制情感的历史。希腊和罗马可以被匆匆忽略:荷马不是歌唱了愤怒的甜蜜乐趣吗?中世纪的情感生活就像孩子一样:纯洁、暴力、开放、毫无羞耻心。现代时期(不管怎样定义)带来了自律、控制和压抑。

不仅仅是历史学家赞同这种范式:事实上,这是二十世纪所有伟大理论家提倡的一种叙述。对于马克斯 · 韦伯(Max Weber)来说,现代主义和国家带来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反过来又促进“理性务实”和专家人格类型的发展。加尔文主义者对选举证明的强调导致一种“般的自我控制”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教义基础。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文明”—他指的肯定是现代欧洲文明,包括电话、飞机、公园和对整洁的强迫症—“是建立在放弃满足本能之上的”而在一个被神话了的过去,统治更为自由,这个过去不见得是中世纪,但它一定不是现代。即使米歇尔 · 福柯(Michel Foucault)写的有关古时性学的著作摧毁了希腊享乐主义的神话,那些注定要琢磨、研究、解析和控制身体与性的学科,在中世纪以后生机勃勃。

现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习惯而方便地把中世纪作为现代性的衬托,他们极易消化这类宏大的叙事。让我们扫视一下学界。在美国,现代情感史往往分为两类:研究“情感家庭”的形成和研究“以荣誉为基石”的社会—前者来自美国的南方腹地,后者来自欧洲的地中海文化。

情感家庭的历史学家倾向的观点是,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家庭是冷漠和无爱的;直到18世纪充满爱的家庭单位才出现。无情家庭的概念与中世纪过度夸张的感情主义观点并不矛盾,情感家庭中的爱是被理解为压抑、克制且坚定不移的。按照这种观点,前现代家庭充其量只是一个经过精心计算,负责繁衍后代的社会机构,最坏也只是一个暴力爆发的舞台。相比之下,现代家庭则是感性的。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南方,都启发了情感史。爱德华 · 缪尔Edward Muir的《疯狂的血液搅拌》Mad Blood Stirring是一个埃利亚斯式的精巧范例。文中探索一群极其易怒的意大利贵族,他们似乎无休止地复仇,以此来维护自己的荣誉,缪尔认为“情感史上最伟大的转变之一”是当贵族们学会隐藏自己的愤怒,变为彬彬有礼的朝臣。同样地,莫林琳· 弗林Maureen Flynn深思熟虑的著作,一本描述早期现代西班牙的愤怒文化的援引了安娜 · 弗洛伊德Anna Freud关于儿童的研究,以此解释16世纪咒骂上帝的意义,不过弗林把神职人员的“忏悔、赦免”等行为的意义视为“‘文明化进程’的一部分”

与美国南方相关联,情感史趋向假设南北战争为“文明时刻”旧南方此处代表“传统社会”《南方荣誉》Southern Honor)一书中,伯特伦·怀亚特·Bertram Wyatt-Brown)对这些假设的态度或许最为开放,他认为这些假设古代—实际上是“印欧语系”—统治旧南方的道德准则。怀亚特-并不真的主张美国南部的习俗源于德国的森林,但他声称,一系列关于荣誉的传统“从中欧和亚洲的荒野”传到了南部白人的世界,培养了某种文化,一种以勇气、家庭和父权制为先的文化。直到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俗化和工业时,荣誉才被扫至一边。

从美国转向欧洲的史学史,我们发现情感史植根于以费弗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方法,尽管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情感史有所改变也越发国际化。总得来说,年鉴学派反对那些只讨论精英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转而把重点放在大众上。可是,割裂思想和情感,将后者合并到更大的心态(mentalftés)问题里,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把大众描绘成被自我精神结构裹挟的奴隶。斯图尔特 · 克拉克(Stuart Clark)这样总结这个学派的思想,“缺乏身体和精神上的安全感会引起情感创伤。他们在充满敌意又可疑的环境中为生存疲于奔命,迷失在一个他们知之甚少世界里,普通人成为严重到癫狂程度的焦虑症患者。”

奥地利籍的彼得 · 丁泽尔(Peter Dinzelbacher)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主张,中世纪晚期的教会知道如何唤醒“中世纪人们脑洞大开的恐惧和希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真诚,当然毋庸置疑。丁泽尔还提到了早期时代,他描述中世纪早期的社会是由战争组织而成的,那时的恐惧被圣徒的存在轻易安抚。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艰难且冷静的时期。除了修道院,没有人能听到人们的心声。情感史学家几乎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随着12世纪的到来,情绪发生了变化。外部威胁终结,社会生活新的复杂性,导致了“文明化进程”和超我的形成。自我内心有温柔的情感和新的探索;同时,“令人惊讶的是,情感生活的黑暗面进入意识时,也恰逢仇恨和焦虑,被日益地投射到世俗的(异教徒和犹太人)和非世俗的(恶魔)身上时。”

美国中世纪史学家 · 杰戈尔(C. Stephen Jaeger)并不是年鉴学派的一员,他代表了一种有别于宏大叙事的意见。在没有质疑文明化进程概念的情况下,杰戈尔想埃利亚斯的年表。《礼仪的起源: 文明化趋势和宫廷理想的形成》The Origins of Courteousness: Civilizing Trend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urtly Ideals,939-1210)的书中,他认为这一过程并不始于12世纪的领主,而是来自10世纪奥托尼亚国王的宫廷。文明萌芽于“教育及其课程”由那些在社会条件需求之前,就有“文明冲动”的人所建立。杰戈尔的《让爱高贵》Ennobling Love )中,约束因素甚至更早:加洛林王朝,看似暗示同性之恋的诗歌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友谊精神。《让爱高贵》表面上仍然在埃利亚斯的框架内,其实已延伸到了一个节点。如果文明化进程不能与现代性和国家建设起来,如果情感表达在9世纪都受到抑制,那么宏大的叙事,甚至对其信徒来说,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宏大的叙述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基础。这种特殊的情感模式在赫伊津哈、费弗尔、布洛赫和埃利亚斯写作的时候盛行,而它也流行在我们当代的语言和大众情感概念中。它是“液压”模型:情感就像每个人体内的庞多液体,酝酿着,渴望着宣泄。这种模式事实上,主要源于中世纪关于体液(humours)的医学观念。但它也符合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写作时的新式能量理论。查尔斯 · 达尔文(Charles Darwin)如那时其他的科学家一样,设想了一种“神经力量”nerve-force)它会在“激烈的感触”譬如情感中释放。弗洛伊德谈到冲动可以被转移、压抑或升华,但是,除非发泄出来,否则永远不会停止向前。液压的视角描绘了我们如何感受情感,以及这些感受是怎样嵌入到我们的语言中的:“he flipped his lid”他翻开了他的盖子/他勃然大怒/气疯了) “我无法克服我的悲伤” “化愤怒为动力。”此时压力递增且必须设法适应。该理论—无论是学校还是民间的—都假定情感是普遍存在的。就它承认历史而言,它鼓励的历史是一种“二元论”取决于社会、超我或个人意志的约束,情感要么“开”要么“关”宏大叙事背后的液压视角,验证了其转折点是基于对克制的探索

然而,这种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20世纪60年代,它在大多数科学界被,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新的理论,都是绝对非液压的。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情感是感知(perception)和鉴定(appraisal)过程的一部分,不是渴望释放的力量。认知心理学家否认情绪是非理性的,他们认为情绪是由对“福祸”的判断所产生的,也就是说,每个人所感知到的东西会判断它的好与坏,悲与欢。简而言之,略过不同理论家所强调的所有分歧点,它的过程从审判或“鉴定”开始。接着是情绪信号(心跳加速,排汗增加) ,有些信号人是有感觉、可以叫出名字,其他的则不行。最后是“准备行动”这人准备逃跑、攻击、急冻、更努力地尝试,或者做一些新的事情。尽管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相信,所有人都有某些“基本”情绪(恐惧和愤怒几乎在每个人的清单上) ,但即使在类似的情况下,不同的个体,他们感知有关“幸福或悲哀”的差异,也会产生非常不一的情绪。身体和精神普遍有产生情绪的能力,但是这些情感本身的激发、感知和表露的方式,取决于文化风俗和个人倾向。

1970年代,这种新的情感模式与另一种更加非液压性的情感模式相结合:社会建构论。根据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情感和情感表达是被构建的,换言之,是由他们所在的社会塑造而成的。对于“强大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来说, “基本的”情感根本不存在;对于(大多数) “弱小的”社会建构主义者,社会可以扭曲、塑造、鼓励和阻止各种情感的表达。情感取决于语言、文化习俗、期许和道德信念。这意味着每种文化都各自拥有情绪和行为规则,因此每种文化施加一定限制的同时,又亲睐特定的表现形式。在这种非液压情感模式中,不可能有“无拘无束”的情感表达,因为情感并非迫切地想要被释放; 它们是由每个社会、每种文化、每个社区造就的。与认知主义者不同,社会建构主义者不太关心产生情绪的内在机制,有些人甚至否认这一点。尽管认知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冲突,两者却都指向了一种情感的历史,这类历史并没有假定“克制”是其中的一个变量,而是着眼于两个互补的问题:人们认为哪些东西有利于他们的幸福或悲哀(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以及文化为他们情感的表露和表示了哪些可能性。

少数历史学家已经开始留心理论上的转变。尽管威廉 · 雷迪William Reddy对社会建构主义颇有微词,但比那更重要的是,他引入了“情感表达”emotives这一术语来描述情绪和塑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受到社会及其期许的影响,也受到个人自身的影响,尤其当他们试图表达无法诠释的东西,即他们“感觉”如何。虽然雷迪没有这样说,但他的情感表达包含了情感学:情感学是只为他人设定标准,也就是建议手册中的“你”情感表达为你、我和他人设定标准—这些人参与了所有的情感表达互动。所以,雷迪强调关乎情感的词汇,只有当人们表达自己的感觉时,他们才能“知道”自己的感受,反思自己新发现的知识,拥有更深的感触。在雷迪的手中,思想史于情感史不是对立关系,是重要的存在。此外,雷迪沉迷于那些老套的资料,那些其他历史学家可能会拒绝或质疑成“虚伪”的资料。他主张真诚本身是由文化的,雷迪认为 的情感表现方式即使不够精确,仍能有效形塑个人表达方式。

从仪式和机构联盟的方向理解这些资料,德国中世纪史学家戈德.阿尔托夫(Gerd Althoff)将赫伊津哈—那个孩子气、莽撞和毫无羞耻情绪—的中世纪完全。对阿尔托夫来说,中世纪的暴力和莽撞是纯粹的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权力的表达、理解和操纵的媒介。情感传递信息。在具有某些地位的某些人身上,某些情绪在某些时候是适当的。情感的运用—他们的“表演”—能告诉敌人和平的机率,也能提醒朋友延续友谊的可能性。激动的情绪信号着坚定的决心;一个人越是想坚持某件事,那么(用阿尔托夫的话说)“他公开表现出的反应和情绪就越极端。”对阿尔托夫来说,情绪具有社会功能,遵循社会规则。

中世纪史学史欢迎这些主张,它们重在指正了一度被幼稚化的中世纪。他们认为中世纪的情感值得研究,不轻视它们,且认识到形成情感的制约因素。两者都与权力问题息息相关,无论是王室还是法律问题。然而,如果情感的部分是日常(事实是持续性的)对幸福和悲哀的评价,那么它们必定是亲密家庭生态的一部分,也是高层政治的一部分。情感即是我们整个社交生活的工具之一。

我进一步提出,人们不断地从该社区搬到另一个社区—比如说从酒馆搬到—调整他们的情感表现和他们对幸福和灾难的判断(成功程度不一)以适应这些不同的环境。正如林德尔•罗珀(Lyndal Roper)所言,“竞争文化(可能出现在)同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此处有两点:不仅每个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塑造、约束和表达情感,甚至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也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和模范,更别提差异性个体,也找寻着他们的位置。约翰 · 鲍德温(John Baldwin)指出中世纪关于性的讨论中的多重声音。我建议我们意识到有诸多可能在情感的感受和表达中,找到类似的变体及共同体。

本文篇幅此处可以对中世纪的情感社会进行最简短的说明。我们首要的资料,六世纪弗朗西亚,格雷戈里,主教图尔(Francia, Gregory, bishop of Tours)有一套一致的情感期许。他这样为写这本著名的《历史》Histories)辩护 ,因为(他认为)必须让后人知道“王天子之怒”fury of kings)但事实上,他最感人的段落是讲述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危机时刻时与彼此的交谈。他告诉我们一个例子,当一个年轻的贵族 Injuriosus 新婚时,他新哭泣令他整夜都不能合眼。格雷戈里想象着他们的枕边话: “我请求你解释一下是什么让你如此难过,”年轻的新郎大声道。新娘转向他,答: “如果我一生中每天都哭,那么这些泪水是否足以冲刷掉我心中巨大的悲伤呢?我已决定不让男人触碰,为保守我的贞洁。”两人一直聊到凌晨,妻子的泪水和抗议最终“感动”了丈夫,两人发誓要做到一个贞洁的婚姻生活。重点不在于这样的时刻是否真的发生了,重点是格雷戈里想象了一个夫妻之间的情感场景,场景中伴随着眼泪和情感的转变。如果激情不是我们本世纪所期待的,那也不能消除它们的重要性。

同样的,格雷戈里用充满感情的语言回溯了自己童年的疾病。他的叔叔(格雷戈里写道)亲切地来看望这个生病的男孩。昭告道: “我亲爱的儿子,今天于我是个悲伤的日子,因为你发烧了。”格雷戈里对的骄傲回答,尽管可以猜测是真挚的,但也是在体贴她的感受: “我请求你一点也不要难过,不如送我去神圣的主教伊利迪乌斯(Illidius)的坟墓吧。我相信他的美德会给你带来幸福,给我带来健康。”

在格雷戈里看来,当这个普通的、“富有同情心”的家庭破裂时,结果不是爱和幸福是愤怒和暴怒。格雷戈里讲述了西格里克王子(Prince Sigeric)继母的故事。她开始穿西格里克亲生母亲的衣服。那个男孩“感到恼火”与她分手。反之她也 “怒火被点燃了”

家庭如此显而易见地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情感的场所,当格雷戈里(在他的想象和表现中)从家庭连结转向政治世界时,他的情感期许保持不变。对格雷戈里来说,法兰克人的内战是家庭事宜。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他认为自己是在描写国王的“暴怒”即使用强权政治的语言来描绘法兰克王室战争是完全可行的。从格雷戈里出发,家庭生活和,这两个可能独立的情感群体融合在了一起。

但是在12世纪,“眼泪的馈赠”在某些圈子里被培养—在意大利的隐士,在费康(Fécamp)在西笃会(Cistercian)的修道院中—而这同一时刻,在其他环境中,特别是在克吕尼(Cluny)的修道院和圣维克多(Saint-Victor)教堂学校,这种礼物被彻底拒绝了。他们是另一类情感社区,相应的,中世纪晚期,生育的妇女有权在痛苦中尖叫。但是,同一时期被理想化的妇女—那些被描绘成圣人的妇女—不仅毫无怨言地承担疾病的痛苦或折磨,而且还当作她们共情受难的象征,对此感激不尽。

总而言之,中世纪有许多情感社区。部分赞赏装腔作势的表达;某些亲睐手势或肢体信号。部分社区带有情绪分性别。一些情感社区与附近的其他社区重叠(或者被其中生活的热门觉得重叠了) ; 另一些则产生了非常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情感性结构。最后,当然需要将这些观察组织成一个连贯的叙述。它不会是一个(自我)控制进步的一线叙事,而是拥有各种价值观和思想、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亲睐各种情感和表达方式的社区,它们的互动和转变。

一旦我们开启了这种叙述(有些已经开始了) ,我们可能就不再担心历史上的情感,而是开始享受它们。

芭芭拉,罗森宛恩,本文的宗旨是勘察西方历史里的情感史学史(图1)

译者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情感

情感是态度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它与态度中的内向感受、意向具有协调一致性,是态度在生理上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生理评价和体验。情感包括道德感和价值感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爱情、幸福、仇恨、厌恶、美感等等。《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同时一般的普通心理学课程中还认为:“情绪和情感都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只是情绪更倾向于个体基本需求欲望上的态度体验,而情感则更倾向于社会需求欲望上的态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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