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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惟一,西方历史学家能够理解中国人的研究方式

日期:2021-02-23 15:15:37 来源:互联网 编辑:小狐 阅读人数:354

鲁惟一,西方历史学家能够理解中国人的研究方式(图1)

鲁惟一

一、历史学家的目的

无论是对其自身文化历史的研究,或是对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都取决于他对历史学家的功能、历史写作目的等观念(concept)的认知。在过去的两三千年的时间里,拥有完全不同文化的人们书写着各自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观念必然多种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着。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学家很难在完全一致的假设(assumptions)和预设概念(conceptions)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写作。历史学家会选择一个特殊的时期或者主题开展研究,以回答他正在思索的历史问题。因此,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结果就会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历史学家也许会选择人类发展历史中一系列微小而明显孤立的事件进行研究。他们相信,随着对此类事件研究的累积,可能会建构出对这些事件发生背景的历史叙述。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会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们可能会假设某些特性属于或者描述了一个既定的历史时代,致力于解释特殊的事件或个人在整体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历史学家都在历史研究中设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和学术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用科学的方法来确保历史学研究证据的有效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却又很难期待这种专业而严谨的研究能够给出一个没有争议的答案。例如,很难用科学的方法确认流传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历史写本的精确度,也很难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国家形成之初最重要领袖人物的谱系问题。

我们还要提醒自己,应该意识到古文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古文物学家满足于收集事实、信息和物品的碎片,把它们编入某个类别,但是他们不会追问以下这类问题:这些事实、信息和物品意味着什么?它们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它们的功能是什么?而历史学家则训练有素地收集相关信息,其确切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以上问题。这种差别就像一个专业园丁与生物学家的区别:园丁仅仅是为了陈列的目的而展现出他们种植、的果实或者鲜花的良好品质;而生物学家则会从决定果实或者鲜花生长和衰落的原则出发,将它们分成不同的类型或种属。

此外,历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差别。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或者化学家寻求建立绝对真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科学家会在研究中将自己从研究对象中移除出来。他们使用一个可控制的实验从外部来检验研究结果。这么做既免除了研究结果因人而异的危险,也免除了任何带有特定目的的主观解释的影响。而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拥有的绝大部分证据经不起这样的仔细。对于他所研究的主题,历史学家不能期望收集到全部的证据,并且那些摆在他面前的历史信息中,仅有极少一部分是精确的或者能够为历史叙述确凿无疑的证据。当然,历史学家必须尽其所能去衡量和证明这些证据,并且尽其所能用科学家那样客观的方式去对待史料。但是在此之后,与科学家从外部看待研究主题的方式大相径庭,历史学家不得不步入研究主题界定的范围之内,尝试理解研究主题的性质。因此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主观性的术语去评价他的研究证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并不是为了量化事实或者证明某个结果的必然性,而是专注于发现某些事件发生的共时性或者历时性,专注于衡量这些事件相互关联的可能性。此外,历史学家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还有可能存在其他尚未被发现的证据。与科学家不同,历史学家自始至终都无法验证他们的理论。

当然,完全把经济发展、社会等级和集团等从历史叙事的宏大框架中剥离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不正确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充分阐述人们对的渴望如何影响了人类行为,也会充分阐述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了人类生活。但是,历史学家必须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而不是将这些成就提升到高于一切的优先地位。历史学家必须通过历史著作中的一些例子提出适当的历史警示。

二、比较与对照

如果比较研究被限定为一个较小的、很容易被界定出来的独特历史事件,这类比较研究很可能是最有效的。例如,比较研究埃及法老时期和汉代敦煌地区砖的制作与使用方法,也许能够得出有效的结论。然而,比较研究的应用性和适用性也许不能像期望的那样明显而广泛。不过,对于正在构思中的研究结论来说,比较方法也许能够成为重要的部分,从而使结论具有普遍意义。相对而言,当比较引出了学术问题时(这种方式应用广泛)比较的方法将是令人激奋的,并且反过来又影响其他学术问题的提出。我们知道,在宏观范围内运用比较方法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李约瑟难题”即如何解释中国和欧洲出现科学进步的不同速率与阶段。与砖制作的比较研究相反,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像“李约瑟之问”这类的问题不可能得到一个彻底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选择一个界于这两者之间、中等尺度的研究主题进行比较研究,也许会令历史学家得到较大收获,并且有望能够得出一个既有效又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在这种情形下,历史学家倾向于对一个独特的主题进行研究,思考着怎样将之与其他时代或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进行比较和对照。这种比较和对照既可以在同一个文化之内进行,也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于研究者来说,考察另一个不同的文化,会使他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和丰富。也许这类比较研究的任务会引起历史学家的紧张感。历史学家的学术训练使他能够注意到较小的历史事件,提出的问题能够被界定清楚,问题的范围也容易被限定。而历史学家求知的好奇心又迫使他去建构甚至创造出有关历史背景的更宽广的认识。因为,在这种更加宽泛的历史背景之内才能评价历史事件的影响,才能评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三、历史信息的资料源

历史文本资料包括很多种类。其中编年史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被认为对社会、国家或者帝国特别重要的事件。有的编年史是编纂者出于个人动机写成的,不受任何权威的干涉,如古希腊的作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有的编年史是在政府的直接要求下由官员编纂的,如中国的正史。无论是哪种情形,编纂者都尽可能地收集和囊括了所有的相关证据。但是在编纂过程中,撰写成书的内容没有必要包含所有已收集的资料。因此我们立即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决定编纂者选择资料的指导原则是什么?个人编纂者也许能更自由地记录那些会使官员甚至是国王或皇帝的诚实受到质疑的事件。而代表一个国王或皇帝的编年史也许会不得不忽略这方面的相关史料,甚至会将那些与权威意愿相背的事件排除在外。

幸运的话,历史学家也许能够收集到其他类型的史料,对编年史进行补充和证实。这类史料可能被归为档案。档案的书写是为了记录一件事情的完成,如税收、食物和水等必需品的分配、商业贸易等,或者是有关皇家命令的执行情况。档案中可能会记录那些没有引起编年史注意的资料。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档案记录是唯一可能获得的写本史料,如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或者克里特岛(Grete)上的线形文字B。不幸的是,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有关早期历史时期的这类史料非常难以获得。当我们获得这类档案史料时,我们将会了解到,在编年史撰写过程中是如何选择史料的,从而使编年史有助于形塑的历史形象,在的历史叙事中留下政府的丰功伟绩。然而,正如记录和编年史可能会出现错误一样,档案也是编写者基于他自身的和参照系而写成的,因此档案中也容易出现错误。比如,在税收记录中,关于纳税人受益的情况很可能已经被蓄意伪造了。

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文学作品都同样能够丰富历史叙事的细节,正如在《红楼梦》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如托马斯·霍布斯、亚当·斯密、黄宗羲、顾炎武等评论家,撰写的有关政治理论或者经济实践的著作也是一种有关过去的历史叙述,这也许不同于那些得到授权的官员们所撰写的历史,但是却比后者更精确。而且这类著作也许会为一些已经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的历史事实添加一评性的注释。诗歌则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如在《古诗十九首》中可以看到一次长途旅行或者军队服役期间的艰辛,而这些不会出现在的历史叙事中。

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不是全部的)不仅重视以上这些历史知识的,他们还研究物质证据上携带的信息。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学家最能够从这类物质证据中获得益处和灵感。这主要归功于过去50余年中国的考古发现和考古工作的成就。原则上,物质证据的作用是证实、确认、补充、修改或者反驳我们在传世文献中读到的内容。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对物质证据的解读是失败的,这仅仅会弱化他在论题中所持有的观点。而如果一个考古学家拒绝考虑文本证据,其研究工作的有效性将会遭到质疑。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历史学家拒绝承认物质证据是既可靠而又有价值的历史证据,而一些考古学家将历史写本视为无用的、完全出自偏见的记录。

四、批判的方法

西方学者研究历史也许会从检视历史著作的写作动机开始,检视其中存在的偏见,确定现在人们看到的物质证据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例如,《旧约》中篇幅较长的《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一般被认为是历史记录,事实上,它们是因特定目的而编撰的。在《旧约》中,们发出警告、展示以色列人的领导力量如何由强变弱,并且希望展现出这种变化是如何依赖于人类对全能的神的指引和要求的服从程度。

希腊和罗马早期历史的编纂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希罗多德对标志人类积极性的事件和成就进行记录,对人类的善意行为进行赞美,对可能威胁人类的危险提出警告。而修昔底德则是为了对那些人类“永久拥有”的某些事件进行历史叙述,纪念那些勇敢的行为、令人敬佩的领袖或者错误的决定。但是,塔西佗的历史书写表达了他对罗马皇帝所作所为的尖锐批评。在较近的时代,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书写他自己的国家—英国的历史时,将之描绘成线性向前的一系列发展过程,人们越来越成熟,生活越来越好。

同样,确认中国历史著作编纂背后的动机也是必要的。要区分哪些著作的写作动机是基于朝廷命令,哪些是出于个人的、非的。因为许多历史著作也许已经被视为研究某个时代的基本史料,但是应该注意到其写作动机其实是朝廷的意愿,其撰写者是国家官员。作为政府设立的编纂委员会成员,他们不得不在著作中以缺乏道德和诚实、不履行对人民适当监护的职责等理由来贬低已经被取代的上一个王朝。同样,这些历史学家必须在著作中展示出他们所服务的王朝的合法性,它履行着前代王朝未完成的,因此应该获得超人类的力量—“天”的赞许。在历史著作中,也许还可以洞悉到中国御用历史学家编著背后另一层面的动机,即他们是为了展示当时社会阶层的力量及王朝应对紧急情况的正确措施。最重要的是,一套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和朝廷撰写历史的方法在这类历史著作中延续不断,不同时代的历史编著者对此毫不质疑并且将之视为准则。这类历史著作的撰写被视为加强王朝统治力量的工具。

历史学家以同样的方式试图确认考古学家发掘的物质证据被制造的环境与动机。无论如何,历史研究中都不能忽视物质证据的价值。历史学家都清楚,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从这类物质证据中很难得出一个普遍的判断标准,或者一个主要的结论。众所周知,物质证据被发现的过程及地点几乎都是偶然的。起初必须孤立地看待这些物质证据,只有当这类物质证据是从一系列的地点被发现时,它们才有可能被确认为代表了一个文化、一个特殊时期或者一个地域的某些确切特征。

幸运的是,有关中国历史某些时期的考古发现足够广泛和众多,足以得出一些一般结论。例如根据汉代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墓葬风格所得出的结论。但由于受条件所限,我们对这类物质证据的使用并不能随心所欲。例如,缺乏保存在地面上的物质证据;为社会最高阶层建造的墓葬保留众多,而社会低级阶层的墓葬保留非常少。但是从墓葬设计、墓葬中发现的工匠和艺术家的手工制品中,我们还是能够确认古人制造这些物质证据的一些原因。用的话语来说,墓葬的建造者和艺术家试图护送死者从坟墓中到达新生之界。或者他们尝试将死者安置在宇宙的适当位置。在墓葬中,一些绘画或雕刻艺术品试图显示墓主人拥有的特权地位。艺术家也许会展示墓主人生前行使官员职权的场景,也许会刻画神话中或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事迹。此外,在墓葬中复制日常生活的场景,如宴会、狩猎冒险等,也许是希望死者重新享受他生前拥有的情趣。历史学家重视这类物质证据的重要性,并且为物质证据可以补充他已经掌握的文本记录而感到欣喜。例如,马王堆中发现的珍宝印证了《盐铁论》中对当时奢侈生活方式的辛辣批判;墓葬中马车上的长袍官员形象是对《汉书》中所描写的尊贵地位的回应。

五、历史学家的困境

西方历史学家在撰写自身文化历史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史料的缺乏,因此,他们设计了避免这种内在危险的方法。同样,他们面对中国的历史记录时也相当谨慎。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可以免于这种时间的错乱,即将后一个时代的境况运用到一个更早的时代。可以说,极少有例子能够表明今天某个特定国家的欧洲人一定能够摆脱“民族国家”nation这个概念的限制①。1618年到1648年的30年战争给欧洲大陆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艰苦的战斗和纷争困扰着冰岛。在以上两个例子中,痛苦的根源正是在于的影响。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试图重建这些战争参与者当时所生活的环境,他们只能从今天、德国或者英国等国家nation的角度出发理解以上这些历史事件。但是,在17世纪欧洲的政治环境中,争议在形塑人类的价值观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今天重要得多。同样,信仰、记忆和情绪推动着冰岛国家各个党派的内部竞争,而来自其他地方和背景的历史编纂者可能不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些推动力量。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走出他们自己的时代背景,并且努力尝试着进入他们所研究的那个时代。

西方历史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中国同行对中文史料及其相关事实非常熟悉,这是他们无法与之匹敌的。由于无力运用如此丰富的信息库,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分析他们所知道的,尝试理解与此相关的情形或问题。他们做编年笔记,尝试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现以上情形或者问题的发展与变化,并且试图发现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偶然或有意的因素所导致的。作为这类历史探究的一部分,西方历史学家寻求对这些原因进行解释。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有可能会比他们的中国同事更注重因果关系,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值得怀疑的。此外,将《战国策》的,或者班固与李维这类对待历史的观念进行比较,也许会形成一个有趣的讨论和研究主题。

六、西方历史学家的意图和方法

在所有的这些历史追问中,我们试图评估是哪些激进的变化有足够的力量影响漫长历史时期人类发展的进程。从这方面讲,就必须提到西方世界教信仰的增长、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而在中国,这个问题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也许最好留给中国而不是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解决。同时我们会追问,传统的力量是否被毫无革新地接受?是否某些时刻、某个角色有能力阻止社会发展到更公平的生活状态?是否在偶然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反对,就足以成为摧毁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致命因素?有人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提问,即传统力量确保了中国伟大成就的连续性还是阻碍了个人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西方历史学家也许是偶然进入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一些人相信中国历史由于它本身的原因而值得研究,并且他们拒绝任何试图利用他们的研究以协助国家或政治的目的企图,拒绝服务于宣传利益的企图。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将中国历史视为人类叙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确认人类叙事不能被分割的时代,甚至可以简单地用“人类的起源”这个词来表达。

因此,仔细甄别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一手史料,谨慎地确定史料编纂的时间和史料形成的环境,我们会追问:史料中是否包含了后来补入的部分?某些伪造的部分是否被故意插入史料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追踪这些史料文本传播的方式,评定这些史料的长处与弱点,并且解释驱使史料编纂者强调某些发展类型而忽略另一些的优先决定权是什么。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用科学的方法去评估我们的证据,例如,评定历史学家得出中国不同地区人口数据的可靠性、评定历史学家给出的战斗中敌军伤亡人数或者中队遭受的伤亡数据的可靠性。对于考古发现,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也许不仅仅看到了某种情况的片段。我们在尝试—正如我们考古学界的同事们所尝试的那样—区别哪些考古发现是只具有区域重要性的证据,哪些是能够使我们得出更加普遍性结论的证据。例如我们会问:出现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否或者怎样影响了其他地区的艺术风格?不同地区的农业中,铁制工具是否出现于同一时期?对于努力维持秩序的政府或尝试建立王朝的分裂主义者领袖来说,有效的通讯网络是否同样非常有用?

冒险去撰写中国历史的西方历史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受惠于前辈学者,包括中西方学者。中西方学者是在根本不同的研究动机和知识背景下进行工作的。他们也认识到,中西方不同类型的历史研究相互补充着。在有关汉、唐、宋、明、清时期的学术著作中,西方历史学家能够理解中国人的研究方式,也能够欣赏其历史观的发展和变化,例如郑玄、卢文弨或者康有为所做的历史评论。在十六七世纪会教士的著作中,西方历史学家看到,受欧洲知识传统训练的学者如何处理中国文献。从专业学者那里,如爱德华·沙畹( Chavannes)亨利·伯乐(Henri Maspero)或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等,西方历史学家了解了一些运用欧洲学术方法解决问题的恰当方式,如将欧洲学术方法运用于文献学或者与汉文相关的文本批评中。这正如西方历史学家对待希伯来文、希腊文或者拉丁文写本的那些方法一样。

正如中国同行一样,西方历史学家认识到,一个历史学家的结论经常会被评论和修改。在熟悉甲骨文文献的情况下,沙畹翻译了《史记》凭借对甲骨文的了解,他其实可以写出有关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完全不同的叙事。自1970年以来,越来越多考古发掘的写本资料被公之于众。这些写本资料迫使那些研究中国知识遗产的西方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些结论。而他们并不羞于这样做,正如张光直时刻准备着根据连续的考古发现重新检视他自己的结论一样。

历史学家很容易去推测,但是非常有必要将推测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历史学家的这类沉思是合理的,即如果战国诸侯或者汉帝国的官员确实看到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繁荣的希腊城市生活方式,结果会怎样?如果罗旅行者远至长安或者洛阳,结果会怎样?让我们假设明代或者清代的旅行者已经到达了诸如巴黎或者维也纳这样的城市,他们看到用石头建成的巨大的、高耸入云的建筑,并且见证了土地的统治者可以操纵政府的方式,我们也许会问,什么样的情形会使这些旅行者感到震惊?他们会赞赏或者嘲笑什么呢?但是正如我们仅仅只是推测一样,没有资料来证实这些,我们不能更进一步形成我们喜爱的、能够解答的问题。

事实上,喜欢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历史学家们经过仔细考虑后,开始对一个能够清楚定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孤立对待的主题或者问题进行研究。只有在最初的研究之后,他们才会准备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将讨论的主题置于更宽泛的历史背景和相互关系中来考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始于检视1930年代在居延发现的写本资料。不得不插一句,至今还有些西方学者无视这些居延文献。只有研究了这些居延汉简的形式和内容后,才有可能将汉简及汉简上的内容与已知的历史论题(如制作文件的方法、汉代的官僚、汉帝国防御线的组织等)关联起来。普利布兰克(Pulleyblank)教授关于安禄山反叛的研究也是一个例子:研究进入一个可定义的主题,后来形成了一个研究的出发点,进而步入唐代历史更宽广的问题讨论之中。

在众多研究主题中,评价一个特殊的历史文本时,提出和界定一个主题及其边界绝不比引用一个主题更加容易。一些研究主题也许以一种清晰的、可以很好界定的方式出现,例如君主制的力量、民意的力量或者神话的影响。但是在这些研究主题之下,又需要强调“抽象概念(abstract idea)”的重要性。“抽象概念”的含义也许影响更加深远,但却难以限定。因此,只有对那些可以用精确方式检验的直接相关证据深思熟虑之后,才能最恰当地处理这些“抽象概念”

七、未来之路

在以上提及的几个层面的基础上,西方历史学家可以承担研究中国文明特征的出现、增长、变化和消亡过程的历史任务。他们可能充分认识到将中国文化特征与其他文化特征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也许会在进行这样的任务时感到不安。这主要是由于只有少数西方历史学家接受过一个以上文化历史研究的充分而严格的学术训练,从而使他们能够达到在另一文化历史研究中堪称专业的水平。与此相反的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式是,有两个学者各自在两种文化历史中看到并且致力于同样主题的研究,而这两种文化是既相关联而又独立的,因此,有价值的研究结果随之而来。例如对唐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实行官僚及训练官僚的方式进行的研究,或者是对清朝和沙皇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农业实践进行的研究。

在中国撰写历史的传统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原则限制了对那些短命王朝(如秦、晋、隋,可能还包括元朝)成就的正确评价。这是因为后代的历史撰写者已经将这些短命王朝的统治实践描写成不值得借鉴的。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也许正是这些短命王朝促成了中国历史实践中一些重要变化的出现,而随后的政权只是有能力以更持久的方式发展了这类思想,并且将之运用到更宽广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些短命王朝之后的王朝(如西汉、东汉、唐,也许还包括明)采用了短命王朝时期出现的思想并且将之发扬光大。

对比分裂时期与强有力的王朝统治时期,也许能够显示出一些思潮的增长和消失。从那些短命的王朝,如梁、北周,历史学家可以观察到一个皇帝信奉佛教的热诚,以及一种具有独特鼓舞类型的佛教艺术的产生。这些特征也许可以与佛教建立的历史、唐代更长时间内不同类型佛教艺术相比较和对照。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也称史学家,是指以撰写历史着作为职业或对历史学的创立、发展与应用付出努力的知识分子。以历史为自己学术研究对象的人群,一般都是指在该领域颇有威望的人士。历史学家包括历史记录的编撰者和历史材料的研究者。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7年初版,1979年再版,1982年三版,1993年四版),包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间八十年的历史。青年时代学电机工程,1926年大学毕业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30年代参加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撰文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著名的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其着作多被当局列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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