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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考虑让粟裕带三个纵队过江,丢掉重装备千里跃进闽浙赣打游击战,对于革命的胜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推动作用

日期:2020-08-02 16:05:24 来源:互联网 编辑:小狐 阅读人数:711

1948年初,考虑到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处境艰难,中央考虑让粟裕带三个纵队过江,开辟闽浙赣根据地,意图吸引主力回援,对此,粟裕本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粟老总的又一次斗胆直陈。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的考虑是,三路大军进军中原,尤其是刘邓南下大别山,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吸引了大批主力回援,这就使得原来的山东解放区、陕甘宁解放区逐步恢复元气,收复失地,东北上更是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不断的修剪着的枝枝蔓蔓,整体上来看,我军将战火烧向敌占区,对于全国的斗争来说,是有利的。

中央考虑让粟裕带三个纵队过江,丢掉重装备千里跃进闽浙赣打游击战,对于革命的胜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图1)

因此,中央想再次来一个千里跃进,于是选定了粟裕以及华野的1、4、6纵队,也就是叶飞、陶勇、王必成任军事主官的纵队,这三人可是粟老总的心腹爱将。

但是,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半,双方正处于激烈拉锯的状态,而粟裕自全面内战开始,就一直在打大规模运动,而且卓有成效,华野的战绩也一直遥遥领先其他野战军,此时,让粟老总只带三个纵队,丢掉重装备千里跃进闽浙赣打游击战,岂不是丢掉自己的优势?虽然粟老总在闽浙赣一带打了三年游击战,可就因为这样,粟老总自然了解游击战的艰难,那样的话,对于的胜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粟老总对于自己的大兵团指挥作战能力有着充足的信心。

当然了,作为下级,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命令还是要执行,于是粟老总把1、4、6纵拉到了河南濮阳开始整训,准备渡江工作。以前啊,笔者一直以为河南濮阳应该离长江不远,最近,看了看地图,濮阳不仅在长江以北,还在黄河以北。

中央考虑让粟裕带三个纵队过江,丢掉重装备千里跃进闽浙赣打游击战,对于革命的胜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图2)

河南省濮阳市,距离笔者所在的如皋市有800多公里,目前不知道粟老总带领三个纵队准备在哪里过江,我想过江的地点再近,应该不会低于600公里吧,仅仅过江,就得千里跃进,沿途得突破重重封锁,十万大军过江,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吧,若在碰上的海军和空军封锁,损失过半都是运气好的。

实际上,对于过长江天险,粟老总抗战时期就带兵过了两次,一次是1940年率江南新四军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根据地,在苏中一带站稳了脚跟,还有一次就是1944年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渡长江,杀到天目山,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两次过江,粟老总都率军与主力过过招,第一次是在黄桥歼灭韩德群主力,第二次是在天目山大破顾祝同带领的,因此过江后,仗怎么打,粟老总还是很有经验的。但是抗战时期那两次可不存在千里跃进的问题,粟总手下的人基本就是长江两岸的子弟兵,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可1948年粟老总再来一次千里跃进,横渡长江,手下的战士可大部分都是山东人了,到了南方打游击,那就存在很大的被动了,不仅水土不服,短时间也很难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这方面,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中央考虑让粟裕带三个纵队过江,丢掉重装备千里跃进闽浙赣打游击战,对于革命的胜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图3)

更关键的是,经过一年半的作战,华野的将士已经习惯了大兵团作战,突然转到游击战模式下,恐怕一时半会很难适应,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就是,粟老总本人,已经摸透了中原的战斗力,中原决战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零敲碎打的游击战不是他所愿意的。

中央考虑让粟裕带三个纵队过江,丢掉重装备千里跃进闽浙赣打游击战,对于革命的胜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图4)

粟老总因此向中央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这绝非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体现了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粟老总位置可以让,荣誉可以让,但是指挥作战的本领不会让,就中原决战而言,没了他真难说行。别忘了,一年多以前,粟老总就指挥华野9个纵队作战了,而且打的都是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仗。经过中原半年多的磨砺,粟老总也期待着打更大的仗。

重装集团集聚中原,如果能一举歼灭,岂不是省去了以后解放全国的麻烦?

显然,只让粟老总带三个纵队,而且还是到江南打游击,不符合他的胃口。

中央考虑让粟裕带三个纵队过江,丢掉重装备千里跃进闽浙赣打游击战,对于革命的胜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图5)

最终,中央从善如流,但也让粟裕立下了军令状,在中原歼灭主力。这就是著名的城南庄决策的一部分。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老总

lǎozǒng,对旧军人、军队高级领导人、总编辑、总工程师、总经理等的尊称。

粟裕

粟裕(1907-1984),原名粟多珍,曾用名粟志裕,侗族,生于湖南会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参加历次反“会剿”和全部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第六师师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主要指挥高邮战役、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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